随着数字化时代的飞速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文化领域，数字技术的融入不仅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了新的契机，也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入剖析并准确把握了数字时代下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核心特质与演进规律，不断推进文化发展和数字技术深度耦合，在数字文化建设领域取得了重大成就。通过分析数字技术在文化保护传承、传播交流、发展创新等方面的作用，深刻把握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价值意蕴，并就现实困境探究其实践路径的突破，充分释放和有效发挥数字技术对文化发展的赋能作用，是数字时代促进文化领域发展、推进我国文化强国建设的崭新议题和必由之路。

一、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价值意蕴

文化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数字平台以高效率、低成本的优势逐渐成为文化生产、传播和传承的重要场域”，利用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对文化传播、文化保护和传承、文化交流有巨大价值和重要意义，也是充分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核心要义的重要体现。

（一）拓宽文化传播渠道，提升文化传播效能

从文化传播的视角来看，数字化传播突破了口耳相传的文化传播语境，顺应了互联网时代智能传播的数据化、要素化态势。一方面，利用数字技术的无限应用场域突破文化传播的时空限制。“数字技术使得文字、声音、图像、视频等一切形态的信息均以数据压缩的模式传递”，极大地突破了传播的物理边界，为文化的数字化存储和无限域传播提供了巨大优势。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的《我在故宫修文物》《如果国宝会说话》《河西走廊》等知名文化纪录片入驻bilibili后，播放量均突破千万，且流量经久不衰。手机、平板等个人移动终端的普及能够最大程度上适应数字化进程，突破传统文化传播的渠道限制，有效解决博物馆资源分布不均等问题，在全新的数字场域基础上实现文化的高效传播。另一方面，打造特色数据库突出文化印象要素。依托数字技术的优势，从文物中提取经典图形、纹样、文字元素，并对其进行大规模的智能化、基因化数字编码，构建“文化+数字”的战略资源图库，并形成“数据库+二创+应用传播展示”的具体实施路径，共同构建文化主题场景，使文化有关元素和符号深入人心，有力强化文化传播效能。与此同时，相较于传统文化的输出与文化贸易活动，依托于互联网而存在的国家文化的数字化形象，特别是以数字媒体和视觉传媒作品为先锋，更能轻易突破物理和意识形态的壁垒，从而实现文化的高效、广泛传播。

（二）丰富文化演绎形式，革新保护传承方法

从文化保护和传承的视角来检视数字技术的重要作用，其不仅能实现传统文化丰富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的有机结合，还能通过数字技术民主化特点突破文化创造束之高阁的境况，赋予传统文化新的生命力。

其一，虚拟仿真技术能够“实现传统文化空间的具象化与现时化”。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演出时长最长的戏剧聚落群之一。剧目设计以中原文化、黄河文明为创作根基，依托“声、光、电、画”等高度集成化与智能数字系统，使得游客能够置身在格子空间，全方位“看到、听到、闻到、触到、尝到”厚重的中原文化与灿烂的华夏文明，实现“移步易景，转眼千年”，为游客打造游园观剧全沉浸式体验。其二，数字化时代使“群体的自由创造获得了充分的技术与运行规则支持”。数字平台的广泛运用和易操作性给予了群众自主探索、开发传统文化的空间和便利，这种日益彰显的“生产技术民主化”，赋予了一般民众在文化传播中的主导作用。同时，随着AI工具的大量涌现，大众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界限被显著拉近，这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日益成熟的技术后盾和机制保障，更赋予了大众日益强大的传播主体权力。其三，多媒体技术能强化情感渲染，引发群体共鸣。沉浸式LED球幕、动态图形渲染、文物数字化修复等技术的运用，使得抽象的思想文化生动立体地呈现在观众眼前，进而沉浸式地引导观众探索生命的宏伟与历史的激荡，引发人们了解历史文化的兴趣，强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担当。

（三）促进文化国际交流，扩大中华文化影响力

数字时代是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促进世界文化交流的重要机遇，数字文化强国的建设也将全面提升中国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通过数字平台和多媒体技术的运用，将中华文化的精髓以更加生动、直观的方式呈现给全球观众，这种新兴的文化传播方式不仅迅捷，而且更加灵活多样，能够在全球范围内迅速吸引并影响受众，使世界人民增强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认同，从而提高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

其次，数字平台的开放性和互动性也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当前，我国数字技术创新取得长足发展，丰富便捷的网上文化交流共享平台为世界各国文化相互交流碰撞提供了坚强的技术保障，同时，平台也鼓励用户上传自己的文化作品和创意，形成了一个开放、多元的文化交流空间。这种互动式的交流方式使得中华文化得以与世界各地的文化进行对话和融合，促进了文化多样性的发展和传播。

二、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现实困境

新时代，数字技术在文化发展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然而，数字技术的应用依然具备许多潜在风险，并为文化健康发展带来负面影响。从主体意志到大数据算法，再到交互式发展的割裂，这些现象不仅反映了数字时代文化发展的复杂性，也揭示了当前文化传播中亟待解决的现实困境。

（一）人为特性下的数字技术与文化创作：主体意志带来的影响与挑战

“人创造技术，便在一定程度上赋予技术以人的意志”“文化是由人类长期创造形成的产物”。当数字技术的应用和文化的创造都具备了人为的特性，那这一过程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创作主体意志的影响。首先，在信息选择阶段，传播主体倾向于选择那些更具吸引力和商业价值的元素进行数字化呈现，例如在文化元素的选取展示过程中，“T形帛画”“素纱单衣”等广为人知的代表性事物出现频率更高，而相对冷门的其他文化元素则不易引发观众共鸣。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会忽略一些商业价值相对较低但同样具有重要价值的文化内容，导致文化传播的片面性和失衡。同时，为了追求受众的喜好和市场的快速响应，在提升文化传承趣味性的过程中，有时会出现过度简化、娱乐化文化内涵的现象，使得文化失去了原有的深度和复杂性，造成文化内在价值的扭曲与失真。其次，数字技术在存储、搬运以及转化等应用过程中极其依赖于创作者的个人意志和能力水平，存在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的标准认识不一、文物工作者和数字技术人员彼此了解不足等问题，这就容易造成文化元素的错用、误用，不仅会影响文化表达的准确性，还可能引发文化误解和冲突。最后，在数字网络空间中，不同国家、民族的文化必然会相互交织、互相竞争。这既是文化生命力的较量，也是文化背后意识形态的博弈。在数字技术推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我们不得不面对部分主体的恶意用心，警惕文化渗透和媒体文化霸权的风险，以保持文化自身的独立性和完整性。

（二）大数据算法下的圈层壁垒：“信息茧房”的织就与桎梏

“数字空间圈群化是数字化时代的一大重要特征”。当前，大众在算法的牵引下不知不觉间表现出个人特征，从而为大数据提供了划分圈层的准确依据。算法的精准、快速和便捷能够在短期内为用户匹配期望内容，为文化创作者定位受众群体，但长期来看，用户在不断接收同质化推送、排斥异质类信息的过程中逐渐陷入“信息茧房”的怪圈，而文化宣传也面临着算法推荐对突破原有受众进行“数字化延展”带来的阻碍和桎梏。根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wenjuan.com）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501名受访者中约有62.2%的人直言，“大数据+算法”的精准推送方式，让自己陷入了“信息茧房”。而“信息茧房”的限制直接影响着线上文化推广的受众结构变动，相对稳定的受众群体也让大多数宣传内容无法突破文化领域形成“现象级”新闻。而线下展览虽然可以增强吸引力，但由于受到地域、资金和交通等因素的限制，也难以达成更高的曝光度。

另一方面，中华文化思想博大精深、风格迥异。相较于生动有趣且冲击性强的娱乐文化，还有一大批体系庞大、理论深奥、复杂晦涩的思想文化，而“短、平、快”式的数字传播方式只会使它们更难以打破算法壁垒“飞入寻常百姓家”，更别说互相交流、借鉴融合，最后只能落得“置之深闺无人识”的境况。

（三）交互式发展下的协同不足：线上与线下渠道间的弱勾连性

数字时代，文化传播的版图正日益丰富和多元化，传统的线下文化活动与新兴的线上平台相互交织，共同塑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传播生态。但当前，这两条彼此交互的路线建设仍旧存在不匹配、不同步等现象。一方面，线上平台的信息更新和传播速度较快，但线下活动往往难以实时同步这些信息，导致信息滞后和不对称，降低了用户的体验感；另一方面，由于数字化发展水平不均，一些地区的线下机构无法有效应用数字技术，再加上线上线下两条渠道间本身具有数据格式、存储方式等方面的差异，因此数据互通存在困难，无法完整共享和利用，从而影响了协同效果。从现有的数字化情况来看，大部分带有数字技术应用的文化宣传活动主要集中在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等重大场合和深圳、广州、长沙等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地区。相对来说，有些区域的数字化程度不高，仅仅能够承载部分简单的数字技术应用需求，无法完整表达出需要经过线上数字化处理的文化内容。与此同时，线上渠道的整体布局和不同平台的运营力度也存在分布不均的问题。以2024年湖南博物院新推出的“数字汉生活”IP品牌为例，通过对比百度、小红书、微信公众号、抖音、微博等当下热门信息传播平台的“数字汉生活”IP宣传情况，不难看出，百度和微信公众号有关“数字汉生活”关键词的文章和视频较多，阅读量较大；而小红书上的推广更具互动性，观众评论留言量更大；相比之下，微博和抖音上的宣传效果则不尽如人意。微博的相关内容较多，但基本是影响力较小的账号发出，且内容枯燥，观众流量和互动量较低；而抖音作为当下短视频传播的主流平台，相关推广却非常少，湖南博物院作为此次IP的推出方，在抖音上没有创造出带有“数字汉生活”的视频内容，也没有创造出相关话题讨论以增加曝光度，有效宣传严重不足。综上，不同的平台和传播主体账号间往往各自为政，缺乏有效的统一规划和整合，使得IP无法通过跨媒介传播形成联动，既使得线上或线下的宣传效果大打折扣，又加重了线上线下之间的割裂状态。

三、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路径突破

数字技术为文化发展提供了强大技术支撑和外在助力，然而，要实现数字技术与文化发展的深度融合，必须瞄准现实困境，从平衡领导与创作主体间的关系、推动技术创新与模式改革以及整合跨媒介叙事结构等多维视角出发，以寻求困境的突破，为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指明方向，推动文化建设向更高层次、更广领域迈进。

（一）平衡主体关系：实现党的领导与群众意志的和谐互动

要正确发挥数字技术对文化发展的赋能作用，就不得不面对数字化过程中带来的自由创作意志的喷涌，这也就要求我们必须寻找一条能够促进领导主体和创作主体间平衡的路径，实现保持正确方向与自主积极创作间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创造中的主体性，使数字技术的应用深刻体现服务大众、凝心聚力的人民性。“公众作为文化需求的主体，其深度参与可确保文化数字化建设与公众多样精神文化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开放各大数字文化资源库，广泛吸取来自人民群众的多样化新点子，用创意设计力激活文物生命力。正如中国博物馆协会理事长刘曙光所说：“要有与外部成员数据共享共建的意识和主动，积极邀请公众参与，共同创造数字化产品，有利于实现文化传播和价值共赋。”因此，既要激发人民群众保护文化、传承文化、发展文化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又要不断提高文化创作者的数字素养，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优良、党和人民放心的文化建设人才队伍，逐渐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创新——全民保护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要“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这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的新要求。贯彻落实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旗帜鲜明地发挥主流价值观在数字平台的舆论引导作用，与时俱进地优化各类文化在不同传播渠道的内涵内容，推动文化数据资源的整合和共享，确保文化创新不偏离正确的轨道，打造出更多具有地方特色、时代特征、人民情怀的优秀文化作品。

（二）引领技术创新：打造普惠可持续的数字文化生态

目前，数字技术的应用依然存在壁垒未打破、发展不平衡、形式待更新等问题。要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融合与互嵌，就要不断创新技术及技术应用模式，形成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生态。

其一，打破数字“壁垒”，形成技术普惠。数字“壁垒”的存在具有广泛性，既由于市场竞争性而存在于各主体间，另一方面，又由于技术本身限制存在于主体内部空间，导致区域差异。因此，技术的升级不仅有利于当前行业的整体性突破，利于缩小行业头尾部、城乡区域间的技术差距，从而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体建设，实现数字和文化服务的均等化，同时还对构筑数字化的文化高地、更新现有大数据算法、击破“信息茧房”并消弭数字鸿沟来说有重大意义。

其二，创新应用模式，推动内容更新。当前，大多数文化储藏平台的数字化模式还停留在使用电子屏呈现基础内容的简单交互阶段。要真正激活藏品资源，不仅要加快对现有文化技术表现形式的深入挖掘，还要重视内容创新，使文化产品更有内涵、更有思想，以“重新构建对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之间关系的新认知”，实现数字技术与藏品资源的深度创新融合，探索更多交互沉浸式呈现模式。

其三，发展文化事业，建设文化产业。例如，湖南博物院面向湖南省高等院校及省内12家一二三四产企业免费开放“品牌+文物数据资源”双授权，将马王堆数据库的数据资源转变为数字资产，带动“文化+产业”融合发展。这类“文化产业化”标杆案例的打造，对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逐步形成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健康生态有重要意义。

（三）整合跨媒介叙事：构建多维融合的文化发展新场域

数字时代，万物互联、虚实共生已成为发展大势。在文化数字化领域，加强线上线下的整合已成为了不可或缺的战略方向。2022年，《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印发，聚焦战略目标和战略重点，对国家文化数字化的战略路径和步骤作出重点部署，提出到“十四五”时期末，基本建成文化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服务平台，形成线上线下融合互动、立体覆盖的文化服务供给体系。

线上线下的互动勾连本质上就是跨媒介叙事，而这一理论的重要前提就是实现“主题一致性”。因此，要在内容构建上，通过统一规划和策划，确保线上与线下内容在主题、风格和表现形式上保持一致性，提升线上与线下互动体验的连贯性；信息流通上，通过搭建统一的信息平台或数据接口，实现线上与线下平台之间的信息共享和流通，确保信息的及时性和准确性；营销宣传上，根据跨媒介叙事的需求和特点，制定协同推广和营销策略，通过联合推广、互动营销等方式提升品牌影响力和用户黏性。湖南博物院提出通过线下穿汉服、享汉乐、食汉宴、购汉礼、用汉方，看长沙马王堆汉墓基本陈列及相关主题展览，开展趣味活动；线上逛交互性极强的数字展厅，通过不同场景了解汉代的各种知识，从而构成线上线下全方位感受西汉生活的主题模式。同时，2024年下半年，“数字汉生活”IP品牌的线下策展型零售空间将正式开放，其线上小程序也会正式上线。这种双线交互式的多平台设计使“线上”与“线下”在良性互动和相互勾连中形成一个信息充分流动、联动形成合力的良性循环体系，进而使“线上线下的交互传播升级进阶为虚实融合、主客融合、人机融合的沉浸场域。”

综上，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作为一个全新议题，是顺应数字时代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时俱进的必然趋势，有助于催生构建文化新生机新生态，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注入新动力，提供新动能。但数字技术发展潜存的风险隐患和面临的现实困境也阻碍了文化数字化的更多可能性，对此，需要进一步加强数字技术的研发和应用，推动文化与数字技术的深度耦合，才能使传统文化在数字化时代拥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总之，数字技术赋能文化发展是一个复杂而重要的课题。我们需要不断探索和创新，以找到更加有效的路径和策略，让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呈现新的风貌，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铸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辉煌。（作者系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 许柔烨）

（责任编辑：贺兰）